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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：

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之前，姥爷家曾是一座精致的二层自建房；白瓷瓦，绿墙腰。正门影壁上画着一幅瑞鹤图，是我们村孙巧手的大作。屋后有一棵歪脖子大榆树，树下有个大水缸，铁的，锈迹斑斑，长满了杂草和石块。我平常总喜欢一个人躲进里面，因为它会缓解“通感症”所带来的疼痛。

那时候，全世界都不知道这个病的名字，白大褂们还误以为那是“少儿发育终止”带来的疼痛。直到三年后，章医生和杨蕊姐姐才正式为我确诊。

再后来，为了治疗我的疾病，他们把我的大脑从身体里取了出来。

现在，我住在一个黑色的铁盒子里，浸泡在淡黄色的液体中。听说来自北京的外科专家正在为我做幻肢的移植手术。由于没有了五官和四肢，我无法感知手术的过程，这一切都是杨蕊姐姐通过麦克风告诉我的。手术前她跟我说过，安装幻肢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，尤其是最先链接的心脏，是一切幻肢存在的基础。我问，那我要如何配合医生们的工作呢？杨蕊姐姐说，回忆和想象，这两者是建立幻肢链接最有效的方法。于是，我近乎本能地记起来那口大水缸。

咚咚，咚咚，这是心跳的声音。

那口水缸冰冰的，凉凉的，内壁有细密的裂纹。蹲进去不但能减少身体的疼痛，还会让我感到安心。

在蹲进大水缸之前的几年里，也就是我更小一些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心慌。因为妈妈每天都要带我乘坐绿皮火车，从城市的这头跑到城市的那头，从一个医院转到另一个医院，出去时天还亮着，回来时就黑透了。

我怕极了那些白大褂，他们穿着锃亮的皮鞋，脚踏在地面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。他们总是给我打针，或者握着我的手和脚掰来掰去，一听到这声音，我就感觉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

所有的白大褂都不知道我为何会痛，有说神经痛的，也有说幻痛的。他们说不要小瞧幻痛，幻痛也是一种痛，最好去精神科看看。可是不看精神科还好，去了一检查，白大褂又说我有小儿智力发育障碍，得分五十，卡着轻度的最低标准，再低一分就是中度。当天下午，另一份关于幻痛的报告也出来了，报告指出，疼痛很可能和“少儿发育终止”有关——另一种极为罕见的幼儿疾病。

妈妈不信邪，带着我又坐了好长好长时间的火车去了别的城市。我们在那里辗转了好久。住院、出院、住院、出院。印象里所有白大褂都看着我摇头。

妈妈问，有没有治愈的可能，白大褂说没有可能。妈妈又问，那以后会不会出现治疗的转机，白大褂说，以后的事谁说得准，儿童智力障碍和发育终止都是基因病，目前，在全世界没有治疗的方法。妈妈问，为什么呢？白大褂说，如果把孩子比做积木，那么你家孩子等于出生就少了两块，而且还没地方配，你能懂吗？

妈妈还想再问什么，白大褂厉声喝止，他说，没有任何希望，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！你要看清和接受现实！待我们走后，几个白大褂在房间里面嘀咕着，真后悔选儿科，说是儿科，治的其实是父母。

于是，每到夜晚，我都能在病房里听到妈妈的啜泣，她哭得小心翼翼，像只小猫。然而，一到白天，她就显得精力充沛，不停地在医院里跑来跑去，为我奔走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出院了。妈妈带我回了老家。妈妈的老家，是一个既像农村又像城镇的地方。然后她就走了。听姥姥说是去深圳了，去挣钱，还债。

那时我的心还是悬着。妈妈临走前对我说，身体要是再疼的话，就忍一忍，妈妈很快就会回来，等还完了债，挣够了钱，咱们就出国去治病。

我就是在那时发现那个铁缸的，它在屋后歪脖子大树下面立着，锈迹斑斑。它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只要一头钻进去，我的身体就不疼了，心脏也安稳下来。而且，眼前还能看到隐约的、说不清颜色的丝线。我用手去抓，它们就像空中的蛛网一样缓缓飘动起来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只觉得有趣。

当时，姥爷叫来了村里几个壮年小伙儿，每人分了几支烟，把大铁缸从屋后挪到了前庭。姥姥把里面的石头和杂草清空，又用鞋刷沾着洗衣粉里里外外地刷了三遍，这才让我钻进去。姥爷问我，身体还痛吗？我答，不痛了。

真的不痛了。我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心脏、肺叶、胃肠、手臂、手掌全都不痛了。我切实地体会着躯干上的一切脏器，它们好像终于和我合拍了，不再在体内乱跑，搅得我浑身又疼又痒了。咚咚，咚咚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心脏的律动，多么动听，多么美好呀！

我的大脑下面好像长出了什么东西，说不上来，像是一条隐晦的脉络从大脑底部穿梭，远古的回忆从我的脑部涌出。某种感觉接通了。我感受到了压力、收缩、舒张和脉动。

“感受到了吗？”杨蕊姐姐问我。

“感受到了……”我说。

“感受了什么？”

“胸膛……心脏……和肺叶……”

一阵欢呼声从周围传来，还有零星的掌声，以及医疗器具摩擦的叮当声。

“非常好，”杨蕊姐姐说，“心脏已经安装成功了，肺叶可能只是你的幻觉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。”

“不需要休息，我可以继续。”我说。

“没那么简单呀，大头。”杨蕊姐姐在外头对我说，“神经元持续放电会增加癫痫的风险，所以你现在需要放松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我说。

其实生活在黑箱子的五年里，我很少有现在这么轻松的时刻，因为杨蕊姐姐和章医生在这五年里总是不停地跟我说话。杨蕊姐姐早班，章医生晚班，他们轮番上阵。不是让我做数学心算题，就是让我在脑中画画，还让我感应矿物，他们说这是为给我安装幻肢而做的提前准备。

今年，我发现我的脑袋没有以前那么灵光了；数学题总是做错，矿物感应得越来越偏。有时工程队都已经在探测的地点上扎营施工了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感应有误，导致人们无功而返。于是，杨蕊姐姐就对章医生说：“大头的大脑快到极限了，给他装上幻肢吧。”

很久以前杨蕊姐姐就跟我说过，人的大脑就像一个指挥官，身体就像是士兵。指挥官长时间不指挥士兵，就会忘了自己是谁，所以要给它安排假的士兵，让它不至于忘掉自己。

那时，章医生给我安装了一套简单的幻肢：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。眼睛是这里的一个摄像头，有些年岁了，分辨率很低，固定在墙上，没法转动，一般我不会用它。耳朵则安在实验室里，是一个黑色的麦克风，音质不错，能清晰地听到杨蕊姐姐和章医生对我说话。杨蕊姐姐说，这两个假士兵已经支撑大脑将军超过五年了，现在大脑将军开始觉得不对劲了，所以要给你安装新的士兵，也就是“幻肢”。

这项工程好像要花很多很多钱，实验室里搬进来许多机器、电缆和计算机。我用摄像头看到，人们搬着设备进进出出，满头大汗。

“好了，差不多了，”杨蕊姐姐把我从回忆中抽回，“现在我们要安装你的眼睛了，把专注力放到眼睛上，试着去聚焦，试着去看。”

于是，我按照杨蕊姐姐的指示，试着去回忆，去聚焦，去看。

初夏的阳光十分柔和，我眯着眼睛向前望去，不远处屋檐下的阴影里，站着一个同村的小女孩儿。她和我一般高，吃着冰块，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连衣裙，四肢雪白，看起来轻飘飘的。

见我从缸子里爬出来，她跑来跟我搭话。

——缸子，你为什么总待在缸子里呀？

——缸子，你真名叫什么呀。

——缸子，你吃冰块吗？

我虽然不喜欢缸子这个外号，可我想吃冰块，只好点了点头。她用食指和拇指在塑料袋里挑挑选选，举起半块递到我眼前。那半透明的冰块在她的指尖微微融化。我拿过来塞进嘴里，很好吃，用力吸了一口，甜到发齁。女孩儿告诉我说，不要用力吸，如果把糖水都吸走了，嘴里剩下的冰块就没味儿了。

吃完之后，我问女孩，你什么要给我冰块呢？她忽闪着褐色的眼睛说，因为缸子你很可爱呀。她的眼睛不大，外侧眼角有点上勾，角度很小，但让人心醉神迷。

——你，叫什么名……名字？我问。那时我的智商还在五十左右，还是个傻子，说话不利索。

——我叫靳梦，你呢？

我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她。她问，你说话为什么磕磕巴巴的？我说，我有智力障碍。她又问，你怎么这么矮？我说，我有少儿发育终止。那你为什么总是住在缸子里呢？我摇摇头，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在缸子里舒服，不痛。然后靳梦就笑了，说，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呀，我以后天天找你玩好不好？我说，好。

我和靳梦一直玩到七岁，期间还有其他的小姑娘，不过她们叫什么名字我全忘了，只记得我们跳房子、踢沙包、跳皮绳、捉迷藏。我捉迷藏很厉害，每次我当鬼，都会很快地把所有人揪出来，她们都说我作弊。我说，我没有作弊，你们的身上有蜘蛛丝，所以很容易找到。女生们怕蜘蛛，听完四散着跑去，身上那些说不清颜色的丝线也随着她们而去。

有时候玩得太久，身体太痛，我就蹲进缸子缓一会儿，去感受自己咚咚的心跳。靳梦趴在缸口抻头望我，捡起小石子扔进来。还有的时候，同村的男孩看到我和女孩们一起玩，就扯着嗓子大喊：缸子缸子去撒尿，脱裤一看没有把儿。

靳梦拿起石头扔过去，说，你们不要欺负缸子。男孩们就说，闲事管这么多，你是他老婆吗？她说，我就是，怎么啦？然后男生们就欢呼着跳来跳去，说缸子有老婆了，缸子有老婆了。我听了很开心，站起来鼓掌，靳梦见状把我从缸子里拎出来，往南边的小花园逃去。

小花园里有一座假山，是我们的根据地。我俩躺在假山下的草甸里，看着夕阳淹入浓浓的雾气。靳梦问我，你为什么不骂他们呢？我说，为什么要骂他们呢？靳梦说，因为他们欺负你呀。我说，欺负我，我就要骂他们吗？她说，当然，那才是男子汉。我说，不行，那样他们会不高兴的。靳梦坐起来说，没想到你那么胆小。我说，我不是胆小，我只是不想让他们不高兴。她说，那不还是胆小吗？我解释道，我并不是因为胆小，只是单纯不想让别人感到难过而已。

——好，不说你，那如果他们欺负我呢？

——我会……不，不开心。

——只是不开心吗？

——我会让他，他们不要欺负你。

——他们不听呢？

这时，我意识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——如果我不想让靳梦痛苦，那么我就要让别人痛苦。可是，为什么消除一个人的痛苦，就必须要给他人施加另一份痛苦呢？我想起了每晚六点半播放的《动物世界》，一头雄狮与一头角马的故事。我喜欢狮子，不想让它挨饿，我也喜欢角马，不想让它被吃掉。有没有一种办法让这种痛苦消失呢？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满足狮子的欲望，又能让角马活下去呢？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远方传来了一个声音。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很温柔，呼喊着靳梦的名字。好像是她的妈妈。见她和我坐在一起，她的声音提高了一些。靳梦走了，和她妈妈向夕阳落下的地方走去了，但我还是能听到她妈妈温柔的声音。

——小姑娘家……傻子……笑话……不准……

我隐约觉得，以后我可能再也见不到靳梦了。于是我爬起来，往她俩消失的地方看去，可我什么也看不清，视觉尽头那赭红色的夕阳开始褪色，我越是用力，世界就越是模糊…… 

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我的体内涌动，大脑好像伸出了数不清的触须。褐色，深褐色出现了，然后是黄色，暖黄，再然后是一张脸：高高的鼻子，大大的眼睛，红扑扑的脸颊。这是夕阳吗？不对。靳梦的脸吗？也不对，我从回忆中抽身，用不存在的手去擦了擦那不存在的眼泪，我记起来了，这不是靳梦的脸，这是杨蕊姐姐的脸。

但我是怎么看到的？

下一秒，这脸消失了，背景也消失了，眼前又变成了一片虚无。我的耳边传来不安的窃窃私语，有人说四肢装好了就完事儿了，装这些没用的东西徒增风险。然后就是争吵，多方的争吵，我听到杨蕊姐姐的声音，还有章医生的声音，他们显然是在反对这种观点。声音渐渐平息，杨蕊姐姐用麦克风对我说：“大头，现在有什么感觉？”

“没什么感觉，”我说，“刚才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，但是一眨眼又没了。”

“嗯，你的神经元放电有些异常，”杨蕊姐姐说，“所以眼睛没能接上。”

“我要怎么办呢？”我问。

“不要让情绪有太大波动，大头。”杨蕊姐姐说，“我跟你说过，要回忆一些美好的事情，让人开心的事情。过分放电不仅会造成手术失败，还有可能会造成癫痫。”

“好的，这次我一定只想开心的事情。”我说。

“暂时休息一下吧。”杨蕊姐姐说，“眼睛可能要合并到头颅的安装中去，待会儿先安装你的四肢。”

然后，我的世界再一次陷入沉寂。杨蕊姐姐激活了我的副交感神经，降低了我的血压和心率。现在，只有幻肢心脏在噗噗通通，就像小时候我第一次钻进那口水缸一样。听说现在那口水缸已经没有了，包括姥爷的二层小洋楼，都被那场大火摧毁了，只有那颗歪脖子老榆树还剩下一口气儿，烧焦的枝干竟还发出了新芽。虽然杨蕊姐姐不让我想这些事情，但一旦安静下来，我就总是不自觉地去想我的姥爷和姥姥，还有我的妈妈。

最后一次见妈妈，大概是五年前了。那时姥爷家正巧停电，她和章医生一同出现，我们一起坐飞机来贵州的杨蕊姐姐的实验室治病。飞机上，妈妈跟我说，章叔叔认识一个很有学问的大姐姐，能治好你的病，能让你变聪明。我开心得合不拢嘴，说，太阳要打西边出来啦！我要变聪明啦！妈妈说，你跟谁学的这些词儿？我说，所有人都这么说。然后妈妈就不说话了。

抵达实验室取脑前，妈妈突然反悔，在办公室里痛哭流涕。她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她像小猫一样哭，那次却像只母老虎。多亏章叔叔拦着她，才让杨蕊姐姐给我注射了麻药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就变成了现在这幅模样——没有了五官，没有了四肢，没有了内脏，也没有了肌肉。只剩一个大脑，连接到一个老旧的摄像头，漂浮在淡黄色的营养液中。

那时候，杨蕊姐姐跟我说，以后你要听我的话，要努力学习和工作。这样，等我们有钱了，就能给你妈妈还清债务。再过几年，等钱再多一些，就给你安装幻肢。到时候，你就不用藏着掖着了，我们会把你公之于众，你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类。

那时的我虽然听不太懂杨蕊姐姐的话，却依然兴奋极了，兴奋到都忘掉了妈妈去哪了。之后问起来，杨蕊姐姐说，你的妈妈抱着你的骨灰离开了。但是去了哪儿，她没有告诉我。

“大头，你休息好了吗？”杨蕊姐姐中断了我的胡思乱想。

“休息好了。”我说。

“很好，清醒一下，马上就要安装你的右侧幻肢了，”她说，“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右臂，你还记得右臂是什么感觉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我说。

我们村的孙巧手没有右臂，听说是因为年轻时偷东西，被人用木棍打断了，一直拖着没去治，最后只能截肢。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讲到最激烈的地方，我的右臂仿佛也被敲断了一样疼痛难忍。

他跟我说，姥爷家影壁上的画是他用左手画的，眼前的铁皮桶也是他用左手敲的。

我站进铁皮桶，一旁的姥爷问我感觉怎么样，我仔细体会着身体的变化，痛，还是痛。但比完全暴露在外界要好一些。

为了能顺利上学，姥爷到村南头找了孙巧手，让他给我造了一个铁皮桶。我不想穿着这个铁桶上学。我想用自己的本名，不想用缸子和桶子。于是我跳出铁桶，一脚把它踹倒。跑回家之后，我一人钻进了缸子哭了起来，想到气极，我就站起来踹那颗歪脖子老榆树，它似乎被我踹痛了，簌簌地往下落叶。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，便拍拍它的老皮跟它道歉。

晚上，姥姥问我，你能忍住痛吗？我点点头，说，能。姥姥说，好，那你要答应我不会半途而废，一旦上了学，就不能退学，可以吗？我又点点头，说，好。于是姥姥说，那行，你不用穿铁皮桶了。

感谢老天爷呀，多亏我没穿铁皮桶。因为在两个月后的分班仪式上，我又看到了靳梦，那时我已经接近两个月没见到她了。她的个头长高了不少，已经比我高出一头了，身形变得更加苗条，那双凤眼变得更加勾人魂魄。我还记得，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小花园的假山下，她被我气跑时的场景。

那时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。

然而今天，我又见到她了。我注意到她穿了一件绿色的羊毛衫，格子纹的短裙。

我歪着身体，忍着疼痛扫了一眼，班里的女生只有她最好看。不知为何，我突然萌生出一种感觉，一种包含着胆怯又骄傲，孤独又热烈的情感。于是我挥手和她打招呼，她没看到，我喊她的名字，她也没听到。我又喊了一遍，这次很大声，她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全是局促和尴尬，像看一个陌生人。她继续和黑黑的姑娘说话。我心里觉得奇怪，才两个月没见，她就不认识我了吗？或者说，她还在生我的气吗？

怀着疑惑，我和同学们排队去学习广播体操。可我的四肢并不协调，再加上身体的疼痛，没做两下就歪歪扭扭地摔倒在地。我用右手撑地，摔破了皮。

这时，有几个男同学叫了起来。他们说靳梦，你的丈夫跌倒了，你怎么不去扶呢？人们望向她，我看到靳梦的脸红了，又红又紫。她骂了一句滚，但是那些男生更起劲儿了，勾肩搭背一块哈哈大笑。说你丈夫怎么看起来这么傻呀？然后我就看到她哭了，她一哭，我也想哭。为了不让泪水流下来，我迅速地爬起来，忍着痛继续做操，直到戴老师把我拉出队伍。

代我们班主任的戴老师是一个年轻的姑娘，眼睛很大，有些往外凸，像一只可爱的金鱼。她微笑着朝我走来，俯身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

——你在这比划啥呀，大头。

痴痴的笑声又从我身后传来。我立刻知道了“大头”说的是我，因为路过三楼仪容仪表镜的时候，我能看到我的头和其他同学一般大，但是身体却只有他们的一半，唉，谁让我有发育中止呢？可听着同学们都在笑，我也不自觉地笑了起来，仿佛自己也很开心。

——做，广播，操。我嘿嘿地说。

——你可以不用做的。

——我，要……要做。

看到我的右手手掌破了皮，戴老师严肃地站起来，问，谁欺负大头？同学们默不作声，她扶了扶眼镜说，从今天起，大头就是我的儿子，谁敢欺负他，就是欺负我，你们知道了吗？！

同学们说知道了。

从此，我的名字从缸子变成了大头。

现在想想，我其实挺喜欢大头这个名字的。三年后，在贵州的洞穴实验室里，妈妈让我跟杨蕊姐姐介绍自己时，我用的就是“大头”这个名字。那时妈妈还嗔怪地拍了我一下，说人不能作贱自己，你有名字，快跟姐姐说。我说，我忘掉自己叫什么了，妈妈把我的名字告诉了我，我觉得既陌生又温暖。

杨蕊姐姐说，还是大头有意思，多可爱呀。作为家长，要尊重孩子的选择。于是妈妈问我，你喜欢大头这个名字吗？我说喜欢，然后她就流眼泪了。杨蕊姐姐好像不爱看女人哭，阴沉着脸，给我的脑袋上贴了几根管子，又为我做了全身的体检。我记得她盯着屏幕轻轻地说，智力没有任何提升，发育水平也依然停留在八岁。妈妈听了，擦干泪水，把我的手攥得生疼。

“他在上特小吗？”杨蕊姐姐问。

“不，普小，”妈妈说，“他没比别人差什么。”

“你得接受现实，”杨蕊姐姐跟妈妈说，“去特小，用科学的方式进行学习，才能最大效率地开发他的智力……不过现在说什么也晚了。”

杨蕊姐姐转过头问我：“大头，你现在还能看到那些奇怪的线条吗？”

“能，很，很……微弱……”我说。于是她走到一个白色的板子面前，拉下了什么东西，应该是电闸，四周陷入了一片漆黑。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能，能……看到！”

“可以比划一下吗？”杨蕊姐姐说。我用手在空中画了一条弧线，杨蕊姐姐点了点头，问我，现在身体痛吗？我说不痛。毕竟实验室在溶洞里面，是一个天然的大铁缸，我当然不痛了。

于是杨蕊姐姐重新合上电闸，各种电器设备开始工作。她问我，现在痛吗？我说有点，她又问现在能看到丝线吗？我说还有，不过又变得微弱了。她让我详细地描述一下身体疼痛的感觉，我当时嘴巴很笨，不会描述那种痛觉。如果现在让我重新说的话，我会说就像是牙痛，不过是随机分布在身体各个部位的牙痛，缓慢而持久地敲打着你的神经，让你觉得生而无望，死又太过严重。

“大头，你又在想什么？”她问我。

“没想什么，回忆过去。”我答。

“注意不要钻牛角尖。现在，系统显示右手的幻肢已经安装成功了，你可以试着动一动。”

于是我就动了一动。这一次，我听到了更多的欢呼声，比安装心脏时的欢呼要更热烈，有鼓掌的声音，有振奋的尖叫。但我的眼睛没有安装成功，所以不知道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接着，杨蕊姐姐告诉我说：“好了，别动了，成功了。继续思考，现在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左臂，趁热打铁，我们要安装你的左手了。”

我曾经仔细观察过自己的左手。

不光是左手。被戴老师称作大头的那个晚上，我掀起衣服，仔细观察着自己的躯干、胳膊、手掌、手背、和肚子。除了尺寸小一些，和别人没什么两样。我心想，为什么会痛呢？正想着，左臂腕间突然传来一阵锐痛，痛感传递到了左手指尖，一跳一跳，像是用针短促地扎了进去又抽回来。

接着，我听到外面有轰隆隆的声音，于是穿上拖鞋跑出去。是一个挖掘机，正在挖开北面澡堂门前的路。月光昏暗，姥爷摇着蒲扇和澡堂老板在谈论什么，我快步走上去，问，这是在做什么。

——修水管。姥爷骂了一句，穷乡僻壤的，没个几年是修不好的。

我的左手指尖一跳一跳，锐痛持续加剧。我看到四周的丝线混乱不堪，互相交叉穿梭。

——怎么了，作业写完了？

——没，什么，写完……了。

随着挖掘机的深入，我的手腕越来越痛，眼前的丝线也越来越癫狂。痛觉顺着左胳膊传递到了左肩，又从左肩辐射至整个后背。我抓耳挠腮地跑回了家，一头钻进那个已经一年没再进去过的铁缸。就像着火的人跳进池塘，疼痛和瘙痒瞬间被熄灭。缸子里面有一股霉味，重新长满了青苔，待到呼吸平稳后，锐痛少了许多，但依然存在。

终于，挖掘机停下了，尖锐的痛感也随之消失，缸外万物的丝线逐渐回归平静和顺滑。

我试探着从铁缸里爬出来，往日的钝痛缓缓爬回了我的身体，像是木槌一样敲着我的骨头和内脏，与刚才的锐痛相比，这些钝痛简直就像是在给我按摩，让我浑身放松。

看来我的身体可能和大地有什么关联？我想。

那晚我睡得很香，但总是做梦。最离奇的梦，是我和靳梦结婚了。

梦里她比我高出了三个头，站在我的左侧。象征着喜庆的红色地毯上，我用右手去够她的左手，可怎么也够不到。她把我抱起来，亲了我一口。她的嘴巴软软的。这时，旁边的男生开始起哄：大头大头去撒尿，裤子一脱没有把儿！我说你们不要乱说，我有！他们说，你没有。我说，我有！他们说，你就是没有，你有的话给我们看看。于是我一着急，就把裤子脱了，把我那发育不良的阴茎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。在座的宾客全部站了起来，靳梦尖叫了一声，甩开我的右手往远处奔跑……

“fMRI、侵入式脑机接口与经颅直流电刺激的结合，可以直观地观察大脑放电情况。你看，这就是他幻痛的原因。”在实验室里，杨蕊姐姐对我们如此说道。

妈妈盯着屏幕，说什么也没看出来。

“这里，发光区域，看到了吗？大头的疼痛并不是幻痛。”章医生补充说。

“不是幻痛？”妈妈凑近屏幕问。

“对，高光部分，这里，”杨蕊姐姐耐心地用笔指着屏幕里的一个发光的区域，妈妈点了点头。于是杨蕊姐姐放下了笔：“我讲得稍微复杂一些……从某种角度来看，人类的一切痛感其实都是‘幻痛’。因为疼痛并不是人体组织发向大脑送的信号，而是完完全全由大脑所创造的幻觉。所以，痛觉是一种主观的情绪反应。但从这幅图像上来看，大头的痛觉神经并非全由大脑控制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妈妈问。

“他的大脑皮层感觉中枢的信号，部分来自外部。”

“我还是不太理解……”妈妈说。

……

一阵酥麻的快感从未知的感官袭来，我从多重的回忆中醒来，感觉大脑好像额外延伸出一条线路。这条线路让我有了新的冲动，好像是左手。我长出左手了。于是我试着去握拳，试着去伸展，但这感觉转瞬即逝，我似乎抓不住任何东西。

“大头，大头？”杨蕊姐姐叫我。

“怎么了，姐姐？”我说。

“接口显示海马体放电异常，你肯定又是胡思乱想了，对吗？”

“没有胡思乱想……”我狡辩，我自己也不确定那是否是胡思乱想，“只是，回忆总是断断续续地跑出来……”

“左侧幻肢安装失败了，包括左手、左侧小臂和大臂，”杨蕊姐姐说，“怎么回事？你想什么了？”

“想到了一些……不好的东西……”我说，我想起了那个噩梦，那个脱下裤子的噩梦，一定是那个噩梦导致我的那个什么海马放电异常的。

“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，”杨蕊姐姐说，“你的大脑不能连续脱机太久，接下来我们会加快进度。现在，重新集中你的注意力，放在你的双腿上。还记得你的双腿吗？”

“记得一些。”

“很好，那再坚持一下，不要让回忆坠入漩涡。尽量找到那些开心的回忆，可以吗？”

我说可以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开始寻找双腿的感觉，嗯，不光是双腿的感觉，还有开心的感觉。但是……我有吗？双腿，双腿……

我是在一节体育课上学会“走路”的。

那天我在操场上漫无目的地散步，感觉身体轻飘飘的。挖掘机带来的锐痛让我获得了几天的悠闲时光。远远地，我看到几个男生和靳梦坐在台阶上聊天。我觉得有些难受，心想，靳梦为什么要和那些男生说说笑笑，而不和我说说笑笑呢？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看，一边看一边走，不小心碰到了一堵墙。抬头一看，不是墙，而是全校闻名的王野。他虽然只有四年级，但人高马大，凶神恶煞，块头比六年级的都要大。我仰头望向他，还没等开口说对不起，他就厉声问我：

——你他妈会走路么？

——会。我答。

王野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

——哟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班的？

——我叫大头，二年级一班的。

——哦，你就是那个大头啊，行，那你走走看。

我走了两步，王野摇摇头说不行，你不能这么走，你得这么走。他亲自示范了起来。他边走边对我说，迈右脚的时候身子要向左倾斜，迈左脚的时候身子要向右倾斜。同时，两只手要挥起来，幅度越大越好。我试着走了两步，王野摇了摇头，他的跟班喽啰也摇了摇头。

——来，这节体育课，咱先把走路学会了。王野说。

练了大概十分钟，王野点了点头，他的跟班喽啰也点了点头，他说：

——很好，你出师了。

接着，王野走到阶梯旁，跟那些男生说了些什么。男生们全都站了起来，齐步走向我。王野问：

——你们该说什么？

男生们异口同声：

——大头！对不起！

王野嚼着口香糖朝我点了点头：

——你应该说什么？

我挠了挠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王野让我走起来，然后说，给老子注意点。

我试着走起来，我让自己迈右脚的时候身子向左倾斜，迈左脚的时候身子向右倾斜。我小声说：

——给老，子注意点。

有人笑出声。王野说：不对，气势不对。

他走到我的身旁，掐着腰，朝着人群扯着嗓子喊了一句，

——给老子注意点！

我学着他的样子又说了一遍，可还是磕磕绊绊的。有人在笑，王野瞪了他一眼，说让我憋一口气儿试试。我停下脚步，我认为是走路影响了我的气势。之后，我憋了一口气儿，重新喊道：

——给老子注意点！

终于，我喊对了，全班都笑了。我也替自己觉得开心，就和大家一起笑了起来。王野给我伸了一个大拇指：

——好，你出师了。

王野把女生们拉拢了过来。他让我表演走路，我走了两步，女生们捂着嘴发出了尖锐的笑声。我看到靳梦也在笑。因为那个噩梦，我隐约觉得我的存在可能会让她难堪，所以我提着裤子尽量不去看她。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目光，我看到她那微微上扬的眼角和褐色的瞳仁在阳光下金光闪闪。

王野看着我那直勾勾的眼神，把手一挥笑着说：

——来，班里的女生你随便挑一个吧。

女生堆儿里又传来了一阵尖笑，不少人跳起来争先恐后地喊着，选我选我。当然，我不可能选那些歪瓜裂枣，我望着靳梦，犹豫着要不要选她，毕竟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不行，我告诉自己，你会让她不高兴的，你会让她掉眼泪的。但已经晚了，王野发现了我的目光，他示意靳梦过来。靳梦瞪着大眼，半张着嘴，像是定住了。王野走过去在她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，她这才挪着小步向我走来。不过刚迈出两步，就又逃回了人堆儿。

王野说：

——人家女孩儿害羞，你自己过来领啊。

“你自己过来领啊！”

我的大脑微微作痛。这句话我在哪里听过。对了，是我去杨蕊姐姐实验室的路上，章医生对妈妈说的。

那时我们已经抵达贵州，乘坐一个老伯伯的三轮车来到了一个村庄。我实在痛得不行，被落在了后面，章医生不想背我，就对妈妈说，你自己过来领。我趴在妈妈的背上，觉得周围的村庄很熟悉，像是姥姥家。村旁尽是些连绵的小山，太阳的线条柔和，让万物的丝线也柔和起来。

我们三人在墨绿的浓荫下徒步走了一会儿，眼前出现一个黑漆漆的洞口，洞口坡度很缓。章医生打开手电对妈妈说：“来吧，欢迎来到另一个贵州。”

洞底几乎全黑。章医生晃着手电筒，牵着妈妈的手，招呼我们乘坐一部老旧的轨道车继续前行。

“建国，研究院为什么会建在这种地方？”我记得妈妈当时这么问他。

“因为这里最隐蔽。”章医生说，“贵州的洞穴数量全球第一，长度全球第一，人们对这些洞的了解不比宇宙多到哪儿去，所以从理论上来说，这个洞比外太空都要安全。”

那时妈妈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攥着我的手，她的手掌又湿又冷，我觉得不舒服想甩开，她却越攥越紧。

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之后，狭窄的通道豁然开朗，虽然还是伸手不见五指，但通过车轮的回响可以推测出这里异常空旷。我不痛了，灵活地从妈妈的背上跳了下去。我们在一座电扶梯旁边下了轨道车，扶梯很长，向上斜着延伸。扶梯的终点有些许光亮，一间纯白色的实验室出现在眼前。

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杨蕊姐姐的，在那里告诉她我叫“大头”的。

也是在那里将大脑取出，将肉体拿去火化的。

可是我总觉得，我把妈妈弄丢了。

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有点想不起来了。

“大头！”杨蕊姐姐突然打断我糟乱的回忆，“是不是又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？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说。

“不要胡思乱想，”杨蕊姐姐说，“继续保持对双腿的注意力。”

害羞？我心想是啊，我怎么这么傻呢？女孩子害羞呀，怪不得她之前不敢正眼看我，怪不得之前她对我爱答不理。那个梦简直就是自己吓自己，只要我不脱裤子，她肯定不会跑掉的。于是我挥着双臂，迈右脚时身子向左倾斜，迈左脚时身子向右倾斜。女生们自动让出一条甬道。几步走过去，我抓起了靳梦的手。她的手还是凉凉的，骨节硬硬的，像是那年烈日下的半块冰块儿。紧接着，我的脸就不受控制地转向了右边，左脸火辣辣地疼。我一看，原来是靳梦给了我一巴掌。

她哭着跑开，几个女生追过去。周围的男生笑翻了天，王野捂着肚子蹲在地上，干张着口就是发不出声音。

那时，周围布满了动荡的彩色丝线，隐隐约约，琢磨不透。我既感受到了靳梦的痛苦，也感受到了同学们的快乐。这导致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我站在原地挤眉弄眼，又哭又笑。

从那天傍晚开始，一直到我的大脑被剥离躯体之前，我总是害怕有人走在我的身后。每当有人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，而且距离不足五十公分时，我总会下意识地往前跳一步。

因为姥爷从我走出校门的那一刻，我走一步，他就在后面踹我一脚。从学校到家门口一共三百零五步，他就踹了我三百零五脚。

——真是个孬种！到家后，姥爷从嗓子里咳出一口黄痰吐到了门外。

——你听好了，要是以后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揍他！

我摇了摇头，说我不想伤害任何人。于是姥爷又给了我一巴掌，这一巴掌打在我的背部，让我窒息了一小会儿。

——你听明白了？

这次我点了点头，因为我感受到了姥爷的痛苦，我看到环绕在他身边的纠缠的丝线，是一种悔恨、纠结、心痛与愤怒的混合感受。

——你给我重复一遍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该怎么办？

——揍……揍他。

终于，我感觉到双腿了。不，不对，不是双腿，是整个下肢。杨蕊姐姐说，试着动一动脚。于是我动了动脚，欢呼声和掌声再次响起，经久不衰。

“大头，你很棒，目前看来双脚很灵活。”杨蕊姐姐说。

“要安装头颅了吗？”我问，“安装完头颅我就能重新看到你们了吗？”

“不要着急，大头。”杨蕊姐姐说，“头颅正在调试，现在你可以休息一会儿，放松一下。”

在我的大脑还算灵光的时间里，我见过许多人，有邋里邋遢的人，有穿着西装的人。我经常能用那个破旧的摄像头，看到杨蕊姐姐笑容满面地接待他们，然后跟他们介绍我，介绍我的作用和功能。参观每次都是在我休眠时进行，杨蕊姐姐或许不知道，章医生把我的大脑设定成二十四小时激活的，所以就算是休眠，我的部分大脑也是在工作的，能隐约听到、或者看到一部分内容。

“这颗大脑对……的敏感程度超出……可以更加容易地探测……和……”

“……现在我们已经……的接口，使用……每年的收费……”

“不用担心，寿命……运行……而且您要明白，新一轮……等幻肢……就没这么好的价格了……”

“不怕，就算手术失败……消磁棒……方圆数百公里……”

有时候，我在每个月底进行深度睡眠修复时，也能隐约听到章医生和杨蕊姐姐的谈话。章医生说，有必要给他安装幻肢吗？这可是个大工程，目前的脑科学领域没人试过。杨蕊姐姐说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你也知道所有脊椎动物的大脑在脱离肉体进入黑箱后，仅有五年的时间可以保持正常活动。从大脑脱离躯体的第三年开始，神经元和突触就开始走向失稳状态，继而导致癫痫。想要保持大脑活性，必须在五年内安装幻肢。否则我们做这个项目是为了什么？只为了赚这笔快钱？

那时，章医生做了一个嘘的手势。杨蕊姐姐说，没关系，他已经深度休眠了，再说他能懂什么呢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

杨蕊姐姐真是小看我了，我其实什么都懂，在黑箱里，我曾调用实验室内的文档为自己重新测试过智商，已经到达五十五了，比八岁那年时多了五分。所以现在我不傻了。

“大头，你在休息吗？还是又在想什么？”杨蕊姐姐问我。

“在休息呢，没想什么，”我说，“我切实感觉到我的双脚了。”

“感谢你的章叔叔吧，”杨蕊姐姐说，“为了给你安装幻肢，他已经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了。”

“谢谢章叔叔。”我说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。

“头颅准备完毕了。现在，集中精神，关注你的脑袋，专注于你的五官。”

我说，好。

我开始回忆自己的脑袋，回忆自己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、舌头。但是很难，我很难同时关注到这么多器官。我问杨蕊姐姐怎么办，她没说话，似乎在和周围的人商量着什么。过了一会儿她说，这的确很难，那么你就顺着刚才的回忆，继续往下思考就好。但是要注意，不要钻牛角尖，不要让思想陷入漩涡。头颅包含了五官，是幻肢安装的重中之重，一定不能懈怠。我问，要多久安装好。她说，很快，好了我会叫你的。我又问，那现在我该回忆什么呢？她说，随便，只要能激活你的上丘脑，什么都行。我说那我可以回忆我的父亲吗？杨蕊姐姐好像愣了一下，她问，你还记得他吗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想试试，她说，好，那你试试吧，还是那句话，不要强迫自己。

我没有见过爸爸，或许很小的时候见过，但我不记得了。

听妈妈说，我们国家在打仗，所以爸爸消灭敌人去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敌人这个词儿，我问敌人是什么，妈妈说是坏人。于是我问，爸爸是去消灭坏人了吗？妈妈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是的。然后我问，那站在坏人的角度看，爸爸是不是也是坏人呢？妈妈吓了一跳，似乎惊讶于四岁的我竟然会说出“站在坏人的角度”这种话。她说，对，但是你不能站在坏人的角度来看哦。我说，为什么呢？如果站在坏人的角度，他们也会消灭爸爸呀。妈妈没做声，之后，不论我再问什么问题，她都不再回答，好像心不在焉一样。

后来，一个叔叔来到家里，送来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光荣之家。我问妈妈，这是什么，她说，这就是你的爸爸。再后来，每隔一段时间妈妈就会抱着我去一个大厅里演讲。演讲的时候有人会哭，也有人会鼓掌。

那天傍晚，我问，爸爸是不是死了，一直没有哭过的妈妈终于哭了，像小猫一样。她总是这样哭，我在医院里她也这么哭，一看她哭，我就也想哭。我说，妈妈你别哭了，等我长大，我要让世界变得更好，不再有痛苦。妈妈，你别哭了，好不好？于是，妈妈就不哭了，她挂着泪珠笑着说，傻儿子，妈妈不在乎世界怎么样，只要你能健健康康地长大，妈妈就知足了。

之后，她去了深圳。又过了两年，大概是我上二年级下学期的暑假时候，一位姓章的医生来到了姥爷家里。他说自己来自深圳，是娜娜委托他来的。娜娜是妈妈的小名，我有点好奇，他为什么会知道妈妈的小名呢？他为我做了详尽的检查，我问他关于妈妈的事，他对答如流。于是，我跟他说了铁缸和挖掘机的事情，还有锐痛、钝痛，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。那时，我的语言能力很差，他问了我好多次才把事情弄明白。

姥爷在旁边一口一口地抽着烟，姥姥则在卫生间一件一件地洗着衣服。章医生起身递给姥爷一张名片，说，自己要去美国参加一项研究，娜娜也要跟着去。

——想去就去，跟我没关系。姥爷低吼了一嗓子。

章医生只好把名片递给姥姥。

临走前他告诉我说，不要让自己过度沉迷于锐痛，否则你的身体可能会吃不消。

我嘴上答应着，心里却不这么想。

放学后，我开始寻找重型机械存在的地方，我爬上土坡，钻进工地。我奔波于桥梁、隧道、港口的建设处，体验着剔骨的锐痛，然后享受着极致的宁静。可好景不长，随着锐痛次数的增多，我的钝痛也越来越重，就像牙齿坏到了根里，锐痛结束后的每一次的钝痛都像一口洪钟敲打在我的耳边。

于是，我被迫又回到了铁缸里。而且，由于钝痛的加剧，上学期间我不得不穿上那个铁皮桶。我恨铁皮桶，因为它会让同学们讨厌我，他们肯定觉得我是一个怪胎。尤其是靳梦，她肯定会在心里想，为什么大头会穿着一个铁皮桶来上学呢？

一天课间操，我穿着铁皮桶独自一人在一颗梧桐树下拾着落叶。远远地，我就听到了小王野那处于变声期的公鸭嗓子。小王野原名王海清，是我的同班同学，长得孔武有力，比我高了两个头，块头也顶我两个。之前有两个四年级的小混混找他的茬，被他挨个按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三拳。由此一战，他荣获了外号“小王野”。我则在美术课时，被老师叫到讲台上当模特，起名“桶里的人”，荣获了外号“桶子”。他鼓捣靳梦来摸我的头。他说：去摸摸桶子，手感很好！我望过去，看到靳梦白了她一眼。小王野不依不饶：“你怕什么！桶子都不敢摸？出了事我给你担着！”

他拽着靳梦的胳膊向我走来。到了跟前，靳梦开始挣扎，我看到她的校服裤管上粘了一只棉花球，我想伸手给她弹掉，却又怕挨她的巴掌。

——你放手。靳梦说。

——你摸摸我就放手。小王野说。

这时，我突然记起了姥爷的话，想起了那一巴掌。于是，在恐惧的刺激下，我突然对小王野说：我要揍你！小王野愣了一下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扑上去把他压倒在地。扑通一声，声音很大。

我听到声音，转头，看到妈妈被章医生压倒在地上。那时杨蕊姐姐刚给我做完体检，正在准备麻药。

妈妈说，我们不做了，不做手术了，智力低就低吧，长不大就长不大吧，我们认命。章医生说，不行，千辛万苦到了这里，怎么能半途而废呢？妈妈说，你骗我！她哭得像个母老虎，不停地用指甲去抓章医生那英俊的脸蛋，她大吼大叫，乱抓乱挠，像一个泼妇，不像我印象中温柔的妈妈。

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，妈妈你不要这样，章叔叔和杨蕊姐姐也是为了我好。妈妈让我闭嘴，然后从桌子上抄起一个针筒。章医生见事情不妙，从后面勒住妈妈的脖子，然后把她按到地上，扑通一声。

扑通一声，我记起来了。

我全都记起来了。

章医生说，我骗你什么了？我二十六岁，你三十九岁，要骗也是你骗我吧？！妈妈双脚胡乱地扑腾着，说，你这个畜生，你这个畜生！杨蕊姐姐叫了两个保安一起按住了她。我难受得要命，我哭着说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不要欺负我妈妈，还说，妈妈你不要骂人。

杨蕊姐姐摸了摸我的头，让我乖。她走到妈妈面前说，这孩子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折磨，你觉得他过得开心吗？如果把大脑取出来，将他对磁场和情绪的通感反应加以改造，用作矿业勘探、心理咨询之类的行业，不但能造福社会，还能把你的债务还清。你还年轻，又是烈士家属，条件不差。小章更别说，名牌大学的博士生，对你也是真有好感，你们可以再要一个正常的孩子，没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僵吧？

我记起来，那时杨蕊姐姐示意章医生松手。但妈妈的情绪依然激动，所以章医生没有松手。我记得她的双手被按住，没法擦眼泪，只能不停地说，我要杀了你们，我要杀了你们！

新的通路陆续打开，各种纷繁的记忆涌入脑海，我的心里像是被压了一块石头，倒是脑袋越来越灵光，奇怪的感觉在我的脑海中翻腾。杨蕊姐姐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没事。她说，你冷静一下，头颅的大部分接口和神经元已经对接完毕了，现在要做最后的测试工作，你是不是又想什么奇怪的东西了？我说，没有，我会冷静的。

推倒小王野后，我压在了他的身上。靳梦惊叫了一声，引来了围观的同学，于是我立刻就后悔了。

就在我悔过的时候，我俩的位置已经转变，他把膝盖顶在我的胸口的铁皮桶上，铁皮桶开始弯曲，我知道我已经被他制服了。接下来，我知道会发生什么：他那沙包一般的拳头会狠狠地捣在我的脑袋上。但我不会把头钻回桶子，因为那会让我获得“龟子”之类的新外号。我会正面迎击他的拳头，虽然我手无缚鸡之力。

可我想错了，把我压在身下之后，小王野迅速地站了起来，尴尬地拍拍了屁股上的灰尘。我第二次冲上去，这次他有所防备，轻轻地给了我一脚。我失去重心，在地上搁楞搁楞地滚了两圈半，待到重新站起来后，我走到小王野跟前对他说：

——你这个，懦，懦夫。

小王野傻呵呵地望着靳梦和其他女生，挠了挠头。女生们围到了靳梦身边，笑着看我俩。靳梦对小王野说：

——王海清，你瞧瞧，桶子说你懦夫。

小王野笑嘻嘻地摸了摸我的头，被我一巴掌甩开。

同学们开始往教室的方向走去，小王野跟在靳梦身后，有说有笑。有那么一会儿，看着他俩的背影，我觉得靳梦以后很可能会跟王野结婚，或者小王野，或者其他什么人，总之不会是我。混合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我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一会儿，之后擦干眼泪重新回到了教室里。

然后，停电了。

由于停电，我的病奇迹般地好了。那天傍晚，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不见了，我把铁皮桶脱下来，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漂浮了起来，钝痛消失了，锐痛也消失了。我欢呼雀跃地拍了拍姥姥的后背，姥姥蹲在洗手间洗衣服。她回过头，甩来一阵皂角的味道，我看到她的眼睛里闪耀着星光点点。

——不痛了？

——不痛，了！

——真不痛了？

——真，的。

姥爷给我脱光了衣服，他按了按我的头、肩膀、手臂、肋骨、大腿、小腿和脚趾，我说都不痛了。姥爷面露喜色，姥姥从破烂的裤兜里掏出来章医生的名片，用电话拨了过去。

——病好了！是真的！什么时候回来？好……好。不急，没事！

由于全市的大停电，家家户户都点起了油灯和炉子。从姥爷和其他村民的聊天中来看，这次停电的范围好像很广，波及到了全省甚至北方地区。第二天上学时，姥姥让我带着铁皮桶，说让我备用，万一又痛了呢？我说，不，就算痛我也要忍着，因为我不想被人叫做桶子。

第二天的美术课上，我第一次确切地看到那些隐约的线条，之前只在铁缸里隐约地看到，不清晰。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“肺粒子”的生物磁场。只觉得是一种说不清颜色的细线，许多许多，环绕在美术老师，还有同学们的身边，有的从人的身体穿透，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，有的在人身上绕了一圈后向外辐射。我拿出水彩笔试着把它们画下来。        

——大头，你怎么老盯着我呀？美术老师问。

——你这画的是啥？老师从我手里抢走了我的画。那时我刚把老师画下来，还没来得及画线。

——是我吗？

她抬起纤细的手臂，把我创作的半成品展示给大家。

——大家看看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大头会画画了！

同学们笑了起来。

——真是人小鬼大，这东西我先没收了。

之后，越来越多的细线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尤其是漫漫黑夜，没有了路灯和其它光源的存在，一抬头就能看到遍布在天空中的巨网。颜色无法描述，总之不是肉眼所能见到的颜色，更像是我脑子里虚构出来的色彩。它们在空中飘荡，好像一张数十万公里呈弧线状的发光蛛网。

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姥爷和姥姥，他们让我钻进缸子，说我还没好利索。我钻进了缸子，依然能看到那些线条。我把这件事告诉老师们，他们只是温柔地摸摸我的头，说大头真厉害。关于这件事，我要感谢戴老师，至少她一直都叫我大头，而不是叫我桶子。

当天下午，章医生和妈妈赶回来了，妈妈给我带来了礼物，一盒水彩笔和一个拼装的纸屋。我开心得合不拢嘴。章医生则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所见所得，然后转头对妈妈点了点头。我看到，妈妈看章医生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。

再晚一点的时候，我听到妈妈和姥爷吵架。姥爷说，他的病都好了，现在正上着学，去什么贵州。章医生则说，他的病没好，只要一来电还是会犯病，他不仅对大功率电器的磁场过敏，还对地磁场有额外的通感，甚至包括人体的辐射都有所察觉，您这里整天修路，会让他吃不消的。

姥姥拗不过妈妈和章医生，只好给我戴上了围巾和针织帽子，又往我兜里塞了不少肉松和饼干。姥爷背对着我，不说话。姥姥塞完东西，又用砂纸一般的手不停地抚摸我的脸，浑浊的黄色泪水滚下来。她问妈妈什么时候走，不着急的话再歇一天。妈妈说马上，机票都订好了。我沉浸在姥姥散发的悲伤、妈妈散发的紧张和章医生散发的兴奋的氛围里不能自拔，不过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我问妈妈我可以和靳梦道别吗？她点了点头。我看向姥姥，她也点点头。

于是，我冲出了那个混乱的情绪地，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奔跑。那时，不知为何，我其实已经有了预感，或者说所有人都有了预感，那就是我马上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

我不知道靳梦住在哪里，只好在大街上流着眼泪乱窜。我去了南山，去了小花园，去了以前我们经常去的根据地、小卖部，但是她都不在。于是，我只能发疯一般地奔跑，奔跑，再奔跑。

发疯一般的奔跑，奔跑，再奔跑……

发疯一般的奔跑，奔跑……

发疯一般的奔跑……

一阵战栗从脚心直通头顶，我好像长出了千万条新的肢体，从头顶向外蔓延，一直通到天堂。这时，杨蕊姐姐突然惊呼一声，惊呼声又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有几个男人喊了起来：

“顶叶放电加剧！”

“颞叶异常放电，神经元群同步传导，癫痫发作！”

“立刻切断头颅链接！”

“来不及了！”

一阵阵快感从体内涌出。我好像感觉到了风暴、潮汐，感觉到了阳光、雨露、微风、战栗、火焰、闪电，种种新奇的刺激在体内翻云倒海。耳边，杨蕊姐姐不停地让我冷静，让我深呼吸，可我控制不住，我的想象力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在天空飞翔。我看到一头虎鲸破冰而出，在空中划了一个完美的弧线后落入水中。一转眼，寒风袭来，天空陷入黑暗，暴风雪携带着冰雹将一切吹走。然后，风暴越来越强，在南极大陆刮出凄厉的啸叫，啸叫逐渐变成尖叫……

“神经元正在自我攻击！”

“虚拟头颅无法断开连接，请求被拒！”

“神经递质紊乱，顶叶持续萎缩！”

“γ-氨基丁酸注入！”

“已注入，无法抑制神经递质，数据还在溢出！”

章医生建议物理拔出头颅和所有的幻肢。杨蕊姐姐表示反对，说这样会破坏我的反射中枢。章医生说现在拔出还来得及，及时止损是上策。杨蕊姐姐在思考着什么，所有人都在等她做最后的定夺。

终于，她拿起麦克风对我喊：

“大头！大头！”

她说，冷静，深呼吸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回忆过去，想想你的家乡，想想那个女孩儿，想想靳梦。你们见过最后一面的，你还记得吗？

北极的风暴逐渐停止，周围尖锐的喧嚣也逐渐冷静，我睁开眼睛，重新回到了家乡，重新回到了那个离别的黄昏。风铃一般悦耳的笑声缓缓传来，我转头，见靳梦正和几个女生从小卖部出来，我想跑过去，但怕她不高兴。所以等其他女生离开之后，我从背后轻轻靠近，然后拍了拍她的背。她转过头，见到是我，紧张地四周望了望，确认没人之后，低下头问我怎么了。

——我要走了。我说。

——回家吗？她说。

——不是，去治病。

——去哪里呢？

——我也不……不知道，应该是很，远，很……远的地方。

——老师知道吗？

——不……知道。

——我可不会帮你请假的。她甩着油光锃亮的辫子四周望了望。

——不，不是，我只……是告诉你，我，可能很久……都见不，到你了。”

靳梦没有说话，夕阳下，空气中漂浮着沙尘的味道。一辆摩托车从我俩身旁呼啸而过。

——你能等，等……我回来吗？

——等你回来做什么？

——一起，一起玩。

——我不要和你一起玩。靳梦说，男女授受不亲。

——那你会和王海清结婚吗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问出这个问题。

——你说什么呢？！靳梦看起来有些生气，我感觉出来了，她的确在生气。她说，我才不会和他结婚呢！见她生气，我就开心起来，我一开心就会说傻话。我说，那你会和我结婚吗？靳梦的脸先是紫了一下，然后立刻变白，最后又变红，眼看着就要发怒，她却突然笑了起来。她笑着说，虽然你脸生得俊俏，但是个子那么矮，脑袋又大又笨，怎么会有女孩子喜欢你呢？

她甩着辫子转身走去，我跟在她的后面问，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和我那么好呢？她说那时还小，不懂事。我又问那要怎么样你才会喜欢我呢？她笑嘻嘻地说，等你长高了，长壮了，等你的脑袋没那么大了，没这么傻了，等你敢去骂那些欺负你的人了，我或许就会喜欢你。

那时，我的心脏快要蹦出我的胸膛了。我说，我有发育终止，指定是长不高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这时远处又来了一些人，好像是同班同学。她紧张起来，让我站在原地别动，别跟着她，然后说，那就等太阳从西边出来吧！

我问，可能吗？她说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靳梦走后，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抓住我的衣领。是章医生，他瞪着大大的眼睛说你在做什么？快没时间了，我们要赶飞机。这时妈妈从后面喊了我的名字，于是章医生笑嘻嘻地把我放下，替我整理了衣领，领着我向家的方向走去。

画面逐渐模糊，我从第一人称视角变成了第三人称，看着三个人融化在夏日的午后……

融化……

仿佛消失在意识之海……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有人喊道，“为什么数据不动了？”

我觉得周围乱糟糟的，有许多人在窃窃私语。

“结束了……”杨蕊姐姐说。

“什么结束了？”有人问。

“手术失败了……”章医生说。

“那就赶紧重新开始呀！”又有人问，“时间就是金钱！”

没人接话，空气像是凝滞的胶着液体。过了一会儿，有声音响起来。是一位穿着蓝色衬衫的工作人员，他有气无力地说，目标脑体陷入了持续性癫痫，可能无法继续了。有人说，这怎么办，我们花那么大价钱投资了设备和股份，这大脑怎么说坏就坏？一位大腹便便的穿着西装的男士敲了敲黑盒子，也就是我大脑存放的地方，没有反应。章医生说别敲，这又不是电视。那人跟章医生吵起来了，说跟你没关系。章医生想动手，被其他人按住，然后声音越来越乱，杨蕊姐姐大喊一声好了！周围缓缓安静下来。

“要不……再试一下？”章医生说，他穿了一件白大褂，和我小时候看到的白大褂如出一辙。

“不行，所有神经元都失活了。”另一位穿着白大褂的操作员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那位穿着黑色西装的人问。

“目标体脑死亡，”杨蕊姐姐说，她穿一套蓝色的修身西装，“大头死了。”

我死了？

不太对。

如果我死了，那我现在在做什么？

为什么我能看到他们？

我现在已经冷静下来了，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狂热。不过思绪还是像是刚刚沸腾过的热水，正咕嘟咕嘟地冒着。我尝试睁开眼睛，眼前是一片漆黑，但我能感受到更细腻的东西，比视觉更清晰，比听觉更敏锐。我试着动了动手，周围立刻传来一阵惊呼。我动了动脚，又传来一阵惊呼，有人说地震了吗？

我能看到了，不是单纯的视觉。是感受，我感受到了周围的一切事物，感受到了杨蕊姐姐的头发，我感受到了我的幻肢，感受到了一切的颜色和物体。这种感受说不清道不明，像是小时候看到的那些丝线接通了我的每一根神经。我能感受到我面前摆放着一台贴标“东方一号”的计算机，高约15米，功率200kw，使用了最先进的800nm工艺。原来，所谓的心脏、躯干、四肢和头颅，不过是一个个应用程序。现在，这台计算机正通过上千条线缆与我那已经失活的大脑相连。

此刻，我明确地意识到我的幻肢并不存在于那台计算机上，我的意识也并不存在于那颗灰白相见的大脑里。我尝试站起来，可是没有成功，与此同时周围再次爆发出一阵惊呼，这时，我再次听到杨蕊姐姐的声音。

“不对，幻肢手术没有终止，重新链接！”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扭曲，“快！快！他把幻肢延伸到大地上了！”

飞机上，章医生对妈妈说，杨蕊是他的同学。“磁场通感症”就是由她发现并命名的，所以放心，肯定能治好。他还说，其实啊，这个疾病早在1820年就有过记载，但由于发病率极低，所以一直没有引起重视。

妈妈问，那智力障碍和少儿发育终止呢？这两个病也能治好吗？章医生握着她的手说，没问题，相信她。

我记得，那时妈妈的脸很憔悴，看不出来是什么表情。

到了实验室，当杨蕊姐姐说要把我的大脑取出来，将肉体送去火化时，妈妈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看向章医生。章医生说，你要听杨博士的话，她不会害你的。然后妈妈就发疯了，像只老虎一样，我在旁边吓得不敢动弹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通过那个破摄像头，我看到了躺在手术台上的我。

实话实说，章医生的手艺是真不赖，我的身体除了头顶有一圈标准的圆形裂痕之外，再看不出有什么被破坏的痕迹。我猜测是他们在我头顶开了个盖，然后把大脑挖出来，再把盖子合回去。

两个工作人员把我的身体拿去火化，妈妈坐在凳子上，双手被反绑，嘴里塞着一块毛巾。我从摄像头里看得一清二楚，她在呜呜呜地哭。章医生拔出了她嘴里的毛巾，说，事已至此，节哀顺变。妈妈哭着问我去哪里了，章医生说一会就把骨灰给你。妈妈说不是，是大脑，他的大脑去哪里了？可不可以最后看他一眼？于是杨蕊姐姐叫了两个帮手，将带她带到了一个电脑屏幕前面。

屏幕里，一颗灰白相间的大脑漂浮在淡黄色的液体中，有两根拇指粗细的管子从大脑下方穿出，中间则有数不清的细小管道呈放射性向外辐射。

杨蕊姐姐指着屏幕中的液体说道，他还活着，你放心。你看，这些黄色液体是无菌液，里面包含了从他自身体内提取到的骨髓。看到那两根管子了吗？模拟的是动脉和静脉，其他的扩散性线束则是神经束，准备用来以后模拟身体器官的接口。

妈妈被五花大绑，对着黑盒子上的麦克风喊着我的名字，喊了好几声，我这才想起来回应。但我已经没有发声器官了，所以无动于衷。妈妈说，求求你们给我松绑吧，我不会闹了。松绑后，她走到存放我大脑的黑盒子旁，慢慢地抚摸着，我似乎感受到了她手指的温度，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滴上去，滴在黑盒子上。她说对不起，妈妈食言了，没能让你在世界上好好走一遭。我对她说，妈妈，没关系，我的同学王海清，在放学时曾用一个破木头板让我体验过风的感觉，他把我绑在板子上，从一个小山丘上滑下来，那就是风的感觉，我没什么遗憾的了。

但很可惜，母亲听不到。

她擦着眼泪，右手往裤兜伸去，下一秒，掏出一个薄薄的修眉刀片，转身朝着杨蕊姐姐扑上去。可她太虚弱了，动作慢得像一只蜗牛。章医生一脚踢在她的手腕上，然后把她扛出了实验室。

这就是我对母亲最后的印象。

“这些接口的数据吞吐量超3000Gbps。”操作员盯着电脑说，“或许是光纤阵列宽带溢出导致数据短路，磁场化的意识就顺着地线进入了地壳内部……当然了，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……总之目前观测到的，是意识束正下探岩层、地幔和地下水系统。”

杨蕊姐姐趴到了屏幕前，周围的人也趴到了屏幕前。操作员说您看，银河号计算机里只保存了原始的意识冲动，而上地幔和软流圈的磁场正在朝着信号通道模式转变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有人问，“信号通道模式？”

“大地正在逐渐获得意识……”杨蕊姐姐说，“他钻进了……地球内部……”

杨蕊姐姐说得没错。我感觉到了，一阵阵低沉的轰鸣，这是地球缓慢自转的声音，我感觉舒服极了，就像小时候钻进了水缸。

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但我并不在乎。因为我的知觉，此刻正顺着复杂的贵州地下洞穴迅速蔓延。

我穿过地下水道，冲出地表，沿着乌蒙山脉向西飞过。跨越哀牢山，飞过喜马拉雅最高峰，俯冲过埃及，穿过裂谷与冰川。我的神经以每秒钟两万公里的速度在地壳内蔓延。我拂过每一株颤抖的野草，听见每一缕大气的呼吸。

我重新长出了皮肤，那是雨林和沙漠。我重新灌满了血液，那是大海和河川。

我一呼一吸，形成风暴，我一颤一抖，形成地震。我一奔一走，形成自转。

整个地球，成为了我的幻肢。

安装幻肢的前一天，我不小心连接到了实验室外的一个监控摄像头。那个摄像头很高级，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，我查看了这颗摄像头的过往记录。里面有一段四年前，母亲抱着我的骨灰走出洞穴的画面。

那时她站在洞口乞求章建国，问他，可不可以每周都来看我，章建国说不行，这是一个保密实验。母亲又说一个月。不行。半年。不行。一年。不行！章建国说，不要心存幻想了！你要看清现实！

我继续翻找其他的监控，有一个安装在岩壁上的摄像头备份。我听到杨蕊说：

“你放走了一个定时炸弹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，你还能把她舌头割掉？”章建国说。

“不。”杨蕊说，“割掉舌头，治标不治本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……”章建国看起来有些紧张，“你要来真的？”

“不能留下任何隐患。”杨蕊说。

那时，我根本不明白这些对话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再后来，一场大火吞噬了姥爷家的二层洋楼和那棵榆树以及那口大水缸，我的家人没有一个幸免于难。工程师们修好了几个漏洞，抹除了几段资料，于是我就再也没法调用其他的摄像头了。

我问杨蕊怎么回事，她说那些影像都是你的幻觉，因为你的大脑将军漂浮在溶液里，所以很容易产生幻觉。现在我们已经帮你修好了，你再也看不到幻觉了。

“不好！地磁线正在消失！”

“不是消失！你们看！”

“……这是，地磁线正在反转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地核的自旋转已经停止，减速效果正在向上快速蔓延，预计十五分钟后抵达地壳！”

在场的工作人员看起来都有些紧张。

“插入消磁棒……”这是杨蕊的声音，这次她的决策没有得到支持，所有人都在反对。

“你疯了？”章建国的声音，“你要把大头的意识打散？”

“我没疯。解脱，你忘了吗？”杨蕊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滑稽。她说必须杀死大头，他要给整个世界解脱，他要让太阳从西边升起来。

不少人认为杨蕊的确疯了，也包括章建国。他头也不回地对周围说：“看着她，别让她乱动，否则所有人都血本无归。”

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保持理性似乎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，本来对章医生不屑一顾的投资人全都乖乖地听了他的话，控制住了杨蕊。于是他继续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地敲着什么，我知道，他应该是想构建反向共振装置，把我从地幔里剥离出去。我当然有对应的办法，只要把意识从地幔中抽出，延伸至大气的电离层，那就没有人能抓住我了——就像一滴墨水滴入海洋，你无论如何都无法找到它的踪迹。

那天晚上，杨蕊和我聊了许多。她说，我对磁场的敏感度是普通人的上百万倍，不仅能看到地磁感线，还能看到生物磁场。

“你不但能感知大地的疼痛，还能感知人类的疼痛，尤其是精神上的，你有比普通人更强的同理心。所以，你不是怪胎，你是天才，你是超级共情者。”

我点了点不存在的头，说：“杨蕊姐，你知道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打死过一只猫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见我主动挑起话题，杨蕊似乎有些惊讶，“为什么？”

我告诉她说：“那天妈妈骑着姥爷的踏板摩托车带我回家。快到家门口时，路边突然窜出一只黄白相间的猫咪，妈妈猛打方向，摩托车斜着飞出去，把小猫的肚子撞破了，它的肠子和内脏流了一地。妈妈的膝盖和胳膊肘破了皮，我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爬起来，见妈妈受伤了，见小猫躺在地上抽搐，难受得要命，哭个不停。妈妈说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没事的。但我还是哭，我说，小猫咪很痛苦，我受不了。妈妈起身，望着鲜血中的小猫，在花丛里找了一块石头。她说:回过头去，不要看。我回过头去，听到有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。等再回头，见妈妈正用一根树枝把一动不动的猫咪挑到路边的花丛中。我哭着问妈妈，小猫还在痛苦吗？她说，小猫不再痛苦了。于是我立刻放松了下来，我问妈妈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妈妈扔掉石头说，我给了它解脱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杨蕊问我，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那只小猫其实挺幸运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起码还有妈妈给它解脱。”

“如果不是被你们撞到，”杨蕊说，“它本身可是活蹦乱跳的。”

“没错，可有时这种事是没办法避免的。”我说，“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小猫不从那条路上走，或者妈妈不打方向，那这件事就不会发生，对吗？可是时光不能倒流。”

“的确。”

“它没得选，我们也没得选。”

我们两个安静了一会儿，杨蕊敲着键盘，似乎在消化我说的内容。我真怕她察觉到什么，察觉到我的语言逻辑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可她没有，于是我继续说下去，虽然冒险，但是值得，或许以后我就没有机会说了。

“我们人类，好像一直都在痛苦之中呢。”我说。

“可能吧，”杨蕊说，“人生下来就是痛苦的。”

“我在四岁时曾答应过妈妈，”我说，“我要让世界变得不再痛苦。”

“是吗？”杨蕊停下键入，饶有兴趣地盯着我那灰白相间的大脑说，“你准备怎么做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很难，不是吗？”我说，“或许我做不到。”

“想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，”杨蕊似乎放松了一些，眼神重新回到了屏幕前，“休息吧，明天你就要重返这个世界了。”

回忆渐渐消失，耳边的聒噪也渐渐消散。

如果现在有人问我，变成地球是什么感觉，我会这么告诉他：

就好像是长了一个大头，然后从大头和脖子的连接处生出了数不清的四肢，数不清的四肢又生出了数不清的指头，无穷乘以无穷，像只千足蚰蜒一样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控制这些无穷的末端神经，就像千足蚰蜒也不晓得走路要先迈哪条腿一样。但我可以像蚰蜒一样，全凭本能去控制任意一条肢体的任意一个指头——我既可以搅动海水，在大西洋的中心点卷起一只高约三百米的通天巨浪。也可以谨小慎微，给南非的一个蚁窝入口造上一个灵巧的活动门。

我开始往大气的电离层逃逸，只要逃过章建国的反向共振，我就可以彻底自由，可以安心地让地磁继续倒转，让地轴缓慢倾斜，最终让太阳从西方升起。此刻，或许有上百亿人正在盯着天空，他们会是什么感觉呢？是绝望，还是期待？我不知道。

但就在这时，我停下来了，不受控制地停下来了。恍惚之中，我似乎见到了一个孩子。他的头很大，身体很小。他蹲在铁缸的阴暗处，不停地哭泣，我问他，你为什么要哭？他说，他恨自己。我问你为什么恨自己呢？他说他恨自己没有憎恨的能力，恨自己没有愤怒的能力。没有这两种能力，让世间所有的爱都离他远去。

我告诉他，说不是的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世界上一直有爱你的人，对吧。他点了点头，抬起那模糊不清的脸颊，说，可是，他们都因为这个原因离我而去了。我说，或许是，或许不是，有时候事情发生了，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。

小男孩点了点头，擦了擦模糊不清的泪水。

“走出缸子吧。”我说。

这时，有一只大手从缸外的光明中伸了过去。孩子望着光芒中闪耀的大手，似乎在思考。我说，没时间了，赶快走出去吧，一旦你走出缸子，那么就没什么再能限制住你了，你可以呼风唤雨，掌控万物，可以完成对母亲许下的诺言，给与整个世界以解脱。

孩子缓缓伸出手，与大手相握。我的体内开始沸腾，万物重新归于我的掌控——液态铁镍的涡流将托起整颗行星缓慢翻转，喜马拉雅的雪线将融化成河，太平洋将掀起百米高的巨墙。

可就在这时，孩子突然转向我问道：如果那只小猫拥有我们这样的能力，那么它会在肚子破掉的时候，给世界以解脱吗？

地磁倒转的轰鸣戛然而止。大手消失了，缸子外面的光也消失了。小男孩重新蹲回铁缸，那模糊的脸颊重新阴沉在浓烈的黑暗之中。

的确，世界其实一直都是美好的，不是吗？该给予解脱的，从来都不是整个世界，而是那只肚子破了的小猫。

章建国还在忙碌，试图把我从地幔回收至计算机内，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在做最终的决定之前，我问他，你确定要我这么做吗？小男孩的脸埋在膝盖里，说，你不要问我，你自己心里有答案。大地继续震动，我感觉自己的部分意识正沿着地幔回流到贵州那个地下洞穴，我感受不到我的脚趾，也认不出墙上的文字了，那些符号像是长出了毛边，毛边渐渐扩散到周围，消解掉了一切的意义，我知道自己正在重新变得蠢笨。

于是我立刻行动起来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，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砖头，我对小男孩说，那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他抬起脸，虽然隐藏在黑暗中，但我知道那是一张幸福的脸。他说，我准备好了。

你确定吗？我问。

我确定。他说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太阳终究没有从西边升起。只是在某个黄昏，杨蕊姐姐所在的贵州洞穴实验室的警报器全部失灵，好像有好几个大棒子自动脱离了安全栓，插到了爆破井里。

我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，我想睡觉了，但是周围很吵。一个男人说，谁放下的消磁棒？一切全完了，大头的意识要格式化了。格式化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觉得困。可我总觉得自己做了一场梦，我梦到自己变聪明了，我梦到自己飞上了天空，还梦到了那个无人知晓的村庄，有一颗被烧焦的歪脖子榆树正偷偷抽出新芽，树下铁缸的裂纹里，一丛野菊正开得鹅黄。

我还想继续往下想下去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，但我觉得模模糊糊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我想妈妈了但是锟uυ嬈燧鑑?y^?纘■髫□

审校：佳琳、于苏斯